股票配资中心网址席卷六国的秦帝国，为何却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治理危机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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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王朝，一个印象中标准的强大帝国，但细究史书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，那时针对皇帝的刺杀屡见不鲜，日后纷起的群雄也早早就能逃脱法网的制裁，活跃于乡野之间——这岂不是巨大的荒谬吗？

在教科书上，一场朝堂上的辩论决定了中国历史未来的转向。以王绾、淳于越为首的人建议复古效法周代制度，分封宗亲，而李斯独主张罢侯置守：

“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击如仇雠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无异意，则安宁之术也。”

最终，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，在全国建立起郡县制度。郡县的主政官员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，随时罢免。郡有郡守、郡尉、郡监，分管民事，军事和监察，其中，郡守又是区域内的最高行政长官。在地方上，秦实行乡里制度，十里为一乡，并对民众进行严格的户籍管制，禁止更籍和随意流动。

但是，以上仅仅是为了方便说明进行的简单归类。真实的历史，远比这复杂。

秦简上的秘密：郡、乡、民的全面崩盘

「秦郡虚空」

王夫之说：“郡县之法，已在秦先。”这是被很多学者所认可的观点。简单来说，早在春秋中叶，出于奖赏功臣的需要，“强兼弱削，列国已半为郡县”。特别地，此时郡和县只是行政单位的名称，并不存在隶属关系，甚至县反而被视作更为优渥的去处。赵简子说“克敌者，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”，这便是明证。郡县之间建立起上下关系，并获得相应地方治理职能，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，和动员当地的需要而逐步发展的。岳麓秦简和兵器铭文非常直观地展现了这一发展历程：秦惠文王时期，出现了郡监督县铸造兵器的记录，军事属性明显。而到秦昭襄王四十二年（前265）以后，公文里才出现了允郡自主任免属吏的内容，郡获得了对县的人事权。秦王政元年（前246）后，郡开始取得对管辖属郡的司法权。至于财政权，则尚无相应公文记录。秦始皇的统一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，自然，在战后实行郡县制度也理所应当。然而，洞庭秦简的发现，又将引起新的疑问，暗示着那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背后的更深意味。

洞庭郡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过往的典籍中，但关键之处并不在这里，而是洞庭秦简上的文字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“假守文书”的行政现象。学者发现，这些文书的签发地来自多个县城，换言之，这些文书并不是真正由郡守发出，而是在具体的日常治理当中，各县廷的长官，或许都可以假借郡守的名义，上报和处理郡务。因此，传统以为的郡县二级制度，很可能并不如以往想象的那般严格，甚至有可能并不存在。一个郡内存在着多元的行政中心，可以代行郡守之事，与此同时，中央也可以直接插手最低一级的地区事务，而把郡彻底架空。学者们还发现，有一位叫“承熙”的郡守，特地向中央请示，“洞庭郡欲自除有秩以下不备其县官员者”云云，最后该人事经批准后执行。这就说明，郡守在秦王国时期获得的置吏权，似乎在秦帝国时期又失去了。但是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

如果仅仅将郡县制的推行视作地方行政区划的转型，就忽略了人，忽略了秦国变法以来经四处征伐而发展起来的庞大军功集团。严格来说，秦国其实实行的是封建、郡县并行的制度。商鞅说：“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”他本人就因身为列侯，而受封十五邑。至于比较出名的武信君张仪，也有五邑的封土。除此之外，军事将领和地方郡守相互转任，以方便军事磨合和巩固统治，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。举例来说，司马错平蜀之后，就“因而守之”，即留在蜀地作为郡守，白起等大将也都有过出任地方郡守的经历。当然，在功臣之外，秦惠文王、昭襄王也的确将自己的子嗣封为诸侯。而当秦一统六国，再无可征之地的时候，以土地和封爵犒赏军功集团的做法，就势必不可持续。由此，重看那场辩论，其性质就很微妙了。熊永、高天雨等学者指出，这背后很可能是以分封皇子之名，隐晦地商讨高级军功集团的安置问题。李斯提出公赋税，就是通过改供厚禄，来根除功臣与郡县关联的土壤，以彻底完成由军功爵本位向郡县官僚本位的转型，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，并真正将权柄归于皇帝。换言之，上市成功了，但老板只想定时分红发钱，再也不愿给公司股份，给话语权了，更不允许创业员工们搞自己的子公司、小圈子。毫无疑问，这势必遭到抵制，而秦始皇是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地推行了它。在这一矛盾和斗争的背景下，洞庭郡郡守被架空，也便解释得通了。秦始皇日夜批复奏折，“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”，赵高劝秦二世诛杀有罪之郡县守尉，“振威天下”，是否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恐惧呢？

或许正是在高层的暗流涌动之中，作为博弈的场所，秦郡也在无声中走向虚无。

「新吏还乡」

如果秦始皇希望直接插手地方，那么除了挑战他个人精力极限之外，还会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，那就是事实上也不存在那么多的官吏能给他干活。

秦国用短短十年席卷六国，而广阔的、被称为“新地”的原六国地区，不可避免地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吏空缺和治理黑洞。一份秦简上的报告触目惊心：

迁陵吏志：吏员百三人。令史廿八人，【其十】人繇（徭）使，【今见】十八人。官啬夫十人。其二人缺，三人繇（徭）使，今见五人。校长六人，其四人缺，今见二人。官佐五十三人，其七人缺，廿二人繇（徭）使，今见廿四人。牢监一人。长吏三人，其二人缺，今见一人。凡见吏五十一人。

简单来说，迁陵县政府本应有103人的编制，但目前只有51人在职（这还是存在大批临时工的情况下），各岗位都普遍存在空缺。

为了彻底贯彻秦法，这些新地吏，一部分抽调自原本的秦吏，也就是故地吏。但是，这群人的素质却一言难尽。因为在新地任职，变相地成了一种惩罚措施，而不是工作调动。举例来说，南郡司马庆诈课，按律当废，但是他选择了“以故秩为新地吏四岁”，即去原六国地担任官员四年，就保住了工作，没有被免职。这些人被称作“迁吏”，通常，他们会有在考察中诈伪，病缺，失期等罪过。指望这群人用心处理地方事务，增强当地民众对秦国的向心力，岂不是太过荒谬了吗？

由于官吏的缺口实在无法补足，秦国事实上选择大量留用原六国官吏。一个案例是，里耶秦简上仍有楚国字体的痕迹，说明书写者很可能是曾经的楚吏。当然，秦国也选拔了“新黔首”，来充实新地吏的队伍。黔首，就是百姓的意思。官府唯一的选拔标准，就是“毋害”，也就是作为小官不曾误事，作为平民不曾犯法。但是，相比这些远地而来、不通语言、不晓民俗，甚至自身还多存缺陷的秦吏，真正发挥影响力，处理当地事务的实际是当地的地头蛇。而秦吏若还希望站稳脚跟，就必须融入当地，甚至于随波逐流，走向对于违法行为和反秦动向的放纵。

举例来说，沛县主吏掾萧何和泗水亭长刘邦也都勉强算是广义上的新地吏。根据秦国律法，“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钱财酒肉它物……与盗同法”，但是刘邦正是以好会豪杰，以及酒馆赊账出名，其与吕雉的结缘，也始于他大大方方地假称贺万钱出现在吕公的宴会上。

同时，项梁、项羽作为贵族遗民、“反贼世家”，甚至明确存在着杀人逃匿的行为，却不仅能主办当地的徭役，还能直接和会稽郡郡守密切交往，后者考虑起兵反秦时，居然也邀请他们一同谋反。

至于各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占公家便宜的行为，那更是屡见不鲜。律法规定，被迁徙的黔首或者徭役人员，可以从官府领取生产生活用具，甚至武器暂用，这便被称作“叚（假）公器”。假，也就是借的意思，这些器具的区别和标识，仅仅在于上面刻了所属官府的名称，也称作“久”。根据律法，在销毁损坏官器之前，需要先把这个“久”磨掉。而出土的文献记载，却反映出很多在回收工具时，上面的“久”已经被磨掉，或者被明显地另外仿造重刻的情况——这很可能是民间尝试私扣，或者调包所导致的。

尽管秦吏在理论上具有强大的权力，但越是扩张自己的范围，也就越会在人数不足之时，因有限的执行，最终导致秦法的全面失守。

事实上，秦国的虚空不仅体现在郡、乡一级，还直接出现在自己的基本盘——关中地区上。在已经达到吞并六国的极限后，秦始皇并没有停下自己扩张的步伐。驱匈奴，克百越，每一次战争过后，在士卒死亡之余，秦始皇还会为了控制当地，采取“移民实边”政策。除了大规模移民，再兼其路上的死伤、大兴土木、营造宫殿……关中秦民人口的迅速衰减便可以预见了。这也是为何当秦二世听闻反秦势力逼近咸阳时，只能任由少府章邯赦免骊山囚徒，充作兵卒。

「重刑苛政，故国难忘」

如果说，记载帝国统治体系运转日常一角的竹简，还原出的是一个空虚的巨人。那么，其迅猛的吞食，粗糙的咀嚼，则导向了消化的不良，肚里的六国，终于在其倒地时破腹而出。秦国没能消化六国，令民众接受其统治，是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和失误的。

六国遗民对于秦国的反抗其实非常容易理解，一来，秦灭六国太快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在长期的交流、治理中培养起对秦的习惯和认同；二来，秦的风俗原本就被六国视为鄙视链的最底层：

“秦僻在雍州，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，夷狄遇之。”

因此，当秦用粗暴严酷的手段强行推行法令时，不仅让他们顿感束缚，更添一层“被蛮夷征服反被指野蛮”的羞辱。正因如此，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言，原楚南郡在为秦所据的半个世纪之后，当地仍然“乡俗之心不变”，而秦法则“吏民莫用”。

而如果仅仅是树立新法，或许时过境迁，民众也能慢慢接受，但是法律的不公加剧了矛盾。比如秦始皇虽然鼓励官吏赢得民心，但官民之间刑罚的不平等却撕破了他虚伪的面具。如果前者想逃脱劳务改造的判决，只需要“貲一盾”，类似于罚钱；但百姓逃脱徭役，就会“笞五十”，鞭打五十。尽管秦法在今天的眼光中，非常先进地规定“吏自佐、史以上负从马、守书私卒，令市取钱焉，皆迁”，也即惩处贪腐受贿，以权谋私。但是，微薄不涨的薪水，征伐民夫的上级传导的压迫（严刑酷法以便系统性地制造服役囚徒），和事实上存在的新黔首的全方位法律弱势，都导向了官僚团队的堕落和苛政。